| 发布日期：2025-06-28 21:42 点击次数：165 |
农耕经济社会，农业生产与水密切关联。因此稳定的配资平台，我国很早就产生了对水的崇拜。其衍生的水神崇拜是我国民间信仰的重要内容之一，是一种植根于传统农业社会的自然崇拜。先秦秦汉时代则是这种崇拜产生和发展的重要时期。
任何生命的繁衍生息都离不开水，水为原始先民提供重要的生活资料，进入农耕时代后，农业生产对于水源的依赖不断扩大，但无节制洪水肆虐也给人们带来灾难。因此，原始先民对水既依赖又恐惧，加上万物有灵观念和原始巫术的影响，逐渐产生了对“水神”的崇拜。先秦秦汉时期的水神崇拜有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，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。
最初的水神崇拜主要表现为对自然水体的原始崇拜，后来逐渐出现把部落首领作为水神崇拜。商代对水神的崇拜主要是为了祈雨、求丰收，祈战和求福佑。西周时期则延续了这一基调，《穆天子传》载：西周祭祀河神，"天子授河宗璧，河宗伯天受璧，西向沉璧于河，再拜稽首，祝，沉牛马豕羊"。进入春秋时期，秦晋河曲之战前，"秦伯以璧祈战于河"，晋伐齐，中行献子领兵渡黄河之前，“沈玉而济”。
秦喜淫祀
秦人的祭祀活动，因其占据的关中本先周之旧畿，祭祀对象自然多继承自周，加之早期久居西陲，祭祀活动呈现出原始性、多神性的特点，凡祖先、天地万物、神怪精灵，都可以纳入祭祀活动。进入战国时期 随着领土的扩张，对于关东地区的神灵，也加以保留祭祀，这使得秦人的宗教祭祀，又体现出一定的包容性特点。
展开剩余94%在这体系之中，众多的山川神灵，是秦人多神崇拜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秦地的"四大冢鸿、岐、吴、岳"等"皆有尝禾"，即以新谷祭祀，表现得更为隆重。就是小山川如"霸、产、长水、沣、涝、泾、渭"等，虽然皆非大川，但因为靠近秦都咸阳，所以"尽得比山川祠"，有官方的祠官加以祭祀。
对于外族山川神灵（包括其他神灵）祭祀的延续，也显示了秦人多神崇拜的文化传统，即随灵立祠，秦旧都邑雍（今陕西凤翔）和西（今甘肃礼县）立有众多的神祠，这在列国中是不多见的。并且是随着疆域的扩大而变化的。例如湫渊，可能来自于北方的义渠或匈奴，还有蜀之岷山、江水祠，是统一之前秦领土扩大的结果；齐地八神之类，则由统一而来，因此对山川神灵的祭祀，还有表示疆域范围的意味和象征[1]。
周振鹤先生在其《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》中也提到“在统一后的秦神灵系统中，秦旧土神灵数量众多，这个现与秦代政治格局是相符的”[2]；
宝鸡雍山血池遗址
顺民之经，在明鬼神，衹山川，敬宗庙，恭祖旧。
不务天时，则财不生；不务地利，则仓廪不盈；
野芜旷，则民乃营，上无量，则民乃妄。
——《管子·牧民》
“霸、产、长水、沣、涝、泾、渭”等七条河水，虽“皆非大川，以近咸阳，尽得比山川祠”可知渭河是存在祭祀系统的，并且这一系统随着都城咸阳的发展而扩大。
先民们出于对自然伟力的敬畏与祈求风调雨顺的朴素愿望，形成了对渭河河神的崇拜。关于渭河河神的传说，一直以来未曾断绝，但细查其神祇形象鲜有直接、具象的表达，于是，笔者开展广泛的调查与资料整理工作，搜集之相关祭祀活动和文化信仰在物品上留下印记。
这些珍贵的资料，将有助于共同构建起我们理解古代渭河河神信仰的实物框架。它们不仅仅是冰冷的器物，更是先民精神世界的映射，承载着对自然力量的敬畏、对生命源泉的感恩以及对和谐共生的期盼。通过这些跨越千年的遗存，我们得以触摸到渭河作为一条“神性之河”在中华文明，特别是周秦文化起源与发展中的深刻烙印，感受那份连接人与自然、现实与信仰的古老情愫。
祭祀与日常政治和生活紧密相关的存在，在社会上下层的生活中，都发挥着重要作用，这些鬼神实实在在地影响着时人的心理和生活。虽然秦人对于祭祀活动存在着相当大的功利性目的，但也不能一以概之，将所有祭祀活动都想象成是为了政治目的，在相关资料﹣﹣如文献与简牍、文字资料中，我们经常会看到秦不同阶层的人，对神灵祭祀的虔诚和笃信，当时人们对鬼神并未如今天我们所谓无神论者那样，看得如此真切和清楚。
这些神灵，不但是人们的精神寄托，同样在时人心目中，可以驱凶避祸、治疗疾病，甚或求得长生···
本文介绍的渭河‘河神’形象将分别从：献牲祭河与水神骑凤两场景展开；
·『献牲祭河』
“献牲祭河”画面分布于井圈上，其余部分无踪，画面不知。所见从左至右依次出现有：“蛟龙、鱼、牛首、猪、蛟龙”似是献牲祭河场景。其中仅有牛头呈现正视状，其余蛟龙及献牲均呈侧视。
关于牛首所指，只有两种可能；一其为献牲之一，被祭祀者为画面左右两侧蛟龙，二其为被祭祀者，地位与二蛟相同，但因不知其全貌 ，残缺不全，故暂将两种可能并示。
因秦制祀河，等差森然。官方祭祀之太牢三牲中，牛在其列（牛、羊、豕）；又稽秦世水神祀典，参牛首图腾遗踪，其神亦殆丰大特，综而辨之，尚不能断，记之备考。
下附关于笔者认为两种可能之文献；
关于“丰大特”的记载：
目前所见史料表明，最早可能始于公元前739年秦文公伐南山大梓 "丰大特"(《史记·秦本纪》)。但无从理解。徐广注："今武都故道有怒特祠，图特牛上生树木，有牛从木中出，后见于丰水之中。晋书《搜神记》也载：
”秦时，武都故道有怒特祠，祠上生梓树。秦文公二十七年，使人伐之，辄有大风雨，树创随合，经日不断。……公于是令人皆衣赭，随斫创坌以灰，树断，中有一青牛出，走入丰水中。其后，青牛出丰水中，使骑击之不胜；有骑堕地复上，髻解被发，牛畏之，乃入水不敢出。"
绥德县东汉“丰怒特”
关于献牲“黄犊”的记载：
从文献、秦文字等资料看，早期的国君、太子（例如秦子、姬簋盖）还参与对上帝的祭祀活动。战国时代稀见，文献所记只有昭王、秦王政各一次。统一天下后则三年一郊，除雍之外，其余地点则皇帝并不亲往祭祀，故当由祠官主之而已。《封禅书》记载：
“故雍四畤，春以为岁祷，因泮冻，秋涸冻，冬塞祠，五月尝驹，及四仲之月（祠若）月祠，〔若〕陈宝节来一祠。春夏用驿，秋冬用聊。畤驹四匹，木禺龙栾车一驷，木禺车马一驷，各如其帝色。黄犊羔各四，圭币各有数，皆生瘞埋，无俎豆之具。三年一郊。秦以冬十月为岁首，故常以十月上宿郊见，通权火，拜于咸阳之旁，而衣上白，其用如经祠云。西畤、畦畤，祠如其故，上不亲往。”
·『祭祀献礼』
秦人的祭祀献礼，有着多种目的同样存在多种对象。
学界一般认为，商代已作为上帝的"帝"存在，但其属性偏向于自然的‘天’。周武革命后，‘周礼’力图将人与神的世界分开，神具有对人的约束力，作为至上神的帝或天逐渐形成，但其行为与人事紧密相连，上帝不再是随意的自然神，而只偏爱、保佑那些有德之人，会根据人的德行赏善罚恶，人神关系通过"德"而实现。
秦在春秋初年襄公立国，遂"祠上帝西時"[3]，这是继承了周的传统，以显示自己受天命，上帝从此成为秦最为尊贵的神灵。除上帝之外，还有祖先、山川以及其他杂祀，构成了秦人的神灵系统。在这个系统中，上帝虽然是最尊贵的，但并非包揽一切，战争求胜、个人求福或禳除病灾，也可以求助其他神灵。
上帝的作用，主要显示在国运上，如春秋早期的秦武公及王姬钟铭文所言的秦祖受"天命"而"赏宅受国"。对于上帝在秦神灵系统中的作用，不可估计过高，很多情况下，上帝只是众神之一，最为尊贵却不是"领袖"，不是至上神。秦人经常把上帝与众多神灵同时祭祀，就是这个原因，这跟上帝在商代神灵系统的地位近似。
关于祭祀的献礼内容，《穆天子传》卷六记载西周祭祀河神，"天子授河宗璧，河宗伯天受璧，西向沉璧于河，再拜稽首，祝，沉牛马豕羊"。
秦人的山川祭祀，只据《封禅书》等文献，其礼仪已不可完全复原。
例如对名山的祭祀。秦惠王祭华山玉册记载，对华山的祭祀品有牺牲玉帛，具体有牛、羊、豕及圭、璧、车马等，用法以埋藏为主。
其祭品有圭币（玉圭、玉璧、皮毛等）、马、小牛（甚或人）等牺牲、谷物、车马，等等；还有鼎等器用，用以盛放祭品；具体过程则有斋戒、祝、沉、埋，等等；一般有专门的祭祀之官，平常按时节祭祀，国君巡行经过也行亲祭。其礼仪过程，整体上并没有摆脱商周以来的祭祀传统。
又如祭祀山川所宣读之祭文，一般刻于玉石等载体，由祝读完投入水中或埋藏。
秦人每逢大战似乎都会祭河神，以求庇佑。
《左传》文公十八年的记载。秦晋河曲之战前，"秦伯以璧祈战于河"，秦祭祀水神沉玉而祭。
惠文王后元十三年即楚怀王十七年（前312年），楚举全国之力攻秦，危急之下秦求之于境内大神。作文以诅楚，文中提到“敢用吉玉瑄璧”。
另外，《左传》载有；襄公十八年晋伐齐，中行献子领兵渡黄河之前，有一个祭祀河神的仪式：献子以朱丝系玉二毂而祷曰："齐环恬恃其险，负其众庶，弃好背盟，陵虐神主，曾臣彪将率诸侯以讨焉，其官臣偃实先后之，苟捷有功，无作神羞，官臣偃无敢复济，唯尔有神裁之。”其祷文中历数齐之罪恶，有负神主，故应讨伐言由与诅楚文内容相近。且最主要的方式都是沉璧以祭。
以祭品沉水，是讨好水神的普遍办法。这些战前的前祭祀活动目的自然也是以求战胜。
·『水神骑凤』
“始皇梦与海神战，如人状。问占梦博士，曰：水神不可见，以大鱼蛟龙为候。今上祷祠备谨，而有此恶神，当除去，而善神可致。[4]”
《汉书·郊祀志》载:“此三神山者,其传在勃海中,去人不远。盖尝有至者,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。其物、禽兽尽白,而黄金、银为宫阙。未至,望之如云;及到,三神山反居水下,水临之。患且至,风辄引去，终莫能至”。
上述两段文字说明当时的人们相信是海神掌握着神药，而"大鱼蛟龙"则是限制寻药者的障碍。这里应特别注意联系分析上引"未至，望之如云；及到，三神山反居水下；临之，风辄引去，终莫能至"和"始皇梦与海神战，如人状"两段故事，从中可发现一种暗示，即三神山乃为海神所控制；双手托案也暗示海神掌管漂浮海上的蓬莱仙岛。
咸阳博物院藏“水神骑凤”空心砖残件
那么，水神是谁？
笔者查询了《诸神的起源：中国远古神话与历史》[5]、《长沙新发现的西汉帛画试探》[6]、《中国的神话世界》[7]，《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"非衣"试释》[8]等文，其中何新先生认为水神为土伯，而 商志、安志敏、王孝廉认为是禹强，笔者亦认同该说。
作为阴间之象征的北方即北海之神"禺强"，乃汉代"太阴炼形"信仰中的重要神衹之-﹣掌管太阴世界的"太阴之神"。汉刘向《九叹·远游》有"就颛顼而陈词兮，考玄冥于空桑",王逸注："玄冥，太阴之神。"[9]
《庄子·秋水》:"且彼方跳黄泉而登大皇，无南无北，奭然四解，沦于不测；无东无西，始于玄冥，反于大通。"所谓"不测""大通",皆指"道"。按《庄子·大宗师》:"夫道，……颛顼得之，以处玄宫；禺强得之，立乎北极。"[10]
《山海经·大荒北经》:"北海之渚中，有神，人面鸟身，珥两青蛇，践两赤蛇，名曰禺强。"[11]
《庄子·大宗师》释文转引汉崔所引《大荒经》云："北海之神，名曰禺强，灵龟为之使。"[12]
与其时代相近的曾侯乙墓出土了大量文物，其中包含漆丰富的内棺漆画图案，棺上漆画主要是神話人物的形象画，这给我们参考同时期神话人物形象提供了很好的范本，其內容包括羽人、方相、神默，以及神怪人物烛龙、水神禺强、朱雀白虎、土伯、秃鹫。羽人執戈，头戴角冠，肩后生羽，寓意羽化登仙。与方相以及神兽等同古代驱鬼除疫之神像代表。这些神怪漆画与当时楚地民间信仰、习俗有关， 其来源基本取自《山海经》。
内棺的左右侧面，和棺挡板类似，都绘满了龙蛇鸟动物纹，以及像外棺一样的龙形蜷曲勾连纹。同时出现了新的神像纹组合。
在曾侯乙墓中它的形象人面鸟身，头戴山形冠，耳旁盘绕着一条小蛇，手臂微弯，手中二指形似兽爪，紧紧抓握着凤凰的颈部。在凤凰的左侧，还残留着另一只凤凰的尾羽。
这与咸阳宫发现的水神起凤所绘形象非常接近，相同的人面鸟身，耳旁都装饰着蛇 ，且脚下还踏着两条蛇。尽管两者在形态上有所差异，但基本特征却高度相似。基本可以判断刻画者就是禺疆。
·『其他水神』
《周礼·大宗伯》所记："国有大故，则旅上帝及四望。"
惠文王后元十三年（前312）楚举全国之力攻秦之事，危急之下秦求之于境内大神，作文以诅楚，是仪式的一个环节，即以文字告神，文中说:
“敢用吉玉瑄璧，·····使其宗祝邵鼛布忠，告于丕显大神巫咸，以底楚王熊相之多罪······今楚王熊相康回无道，淫佚耽乱，宣侈竞从，变输盟制。内之则暴虐不辜，刑戮孕妇，幽刺亲戚，拘圉其叔父，置诸冥室椟棺之中；·······今又悉兴其众，张矜亿怒，饰甲底兵奋士盛师，以逼我边竞。····著者石章，以盟大神之威神”。
仪式中另有斋戒、用牲等环节。文字刻在石头上，由宗、祝告神，诅楚以求"克剂楚师"即战胜楚军。其用法当或埋石于地（巫咸文），或沉于水（大沉厥湫、亚驼文）。大沉厥湫、亚驼文二者亦为秦之水神。
上述秦《诅楚文》石刻共三块，刻有秦王使宗祝在神前咒诅楚王而祈求“克剂楚师”的文章，文词相同，只是所祈求之神，称谓各异，后人遂以神名巫咸、大沈久湫、亚驼命名。
（一）
《告巫咸文》石刻，据说嘉祐年间出土于凤翔开元寺，嘉祐六年（1061）24岁的苏轼得来移到知府的便厅，热情地赋诗为之说明，年过半百的欧阳修也曾对其文字进行考释，随后许多著名的文人学士纷纷为之题咏、著录、注释和考证。苏轼认为开元寺所在是秦祈年宫的故址，因而有此石出土，其实不确。后来宋徽宗把此石收归御府。
（二）
除了禺强，大沈厥湫也是秦巫所崇拜而祈求的水神。《史记·封禅书》载：自华（即华山）以西，四大名川，即河水、汉水、湫渊和江水，分别有祠，“湫渊，祠朝那”。《集解》引苏林说：“湫渊在安定朝那县，方四十里，停不流，冬夏不增减，不生草木。”《正义》引《括地志》说：“朝那湫祠在原州平高县东南二十里。湫谷水源出宁州安定县。”《索隐》又说：“即龙之所处也。”原来湫渊被看作生态特殊的神灵的湖泊，大沈厥湫就是潜居在渊中的一条龙。因此湫渊不过方四十里，在祭祀的礼制上，湫渊与黄河、长江、汉水并列而合称为四大名川，超过附近的渭水和泾水，直到汉代初期还是如此。
汉文帝十三年因为粮食数年丰收，要增加神祠的祭品来谢神，还是以“河、湫、汉水”并列，“加玉各二”（见《封禅书》）。秦的这个水神称为大沈厥湫，犹如晋有水神叫做实沈。《左传·昭公元年》记载晋侯有疾，卜人曰：“实沈、台骀为祟。”子产解释说：实沈是高辛氏的季子，迁于大夏。大夏也是水泽之名，《淮南子·地形篇》说西北方之泽叫大夏。古人祭祀水神常以玉石沉于水中，实沈与大沈厥湫之名当即由此而来。古人认为水灾由于水神作祟，因而崇祀水神，巫师因而有主持河伯娶妇的风俗。不但魏文侯时邺地有祝巫为河伯娶妇的事，秦国也有此风俗。《史记·六国年表》载秦灵公八年（公元前417年）：“城堑河濒。初以君主妻河。”《索隐》说：“谓初以此年取他女为君主，君主犹公主也。妻河谓嫁之河伯。”也该如魏的邺地一样是由祝巫主持君主妻河的。可见秦的宗祝在巫咸神前咒诅楚王的同时，又在大沈厥湫神前咒诅楚王，是沿袭秦巫崇祀这个水神的习俗的。
《告大沈厥湫文》石刻，据说治平年间农民在朝那湫旁耕田掘得，朝那湫在今甘肃平凉县西北，就是战国、秦、汉间的湫渊所在。熙宁元年（1068）蔡挺到平凉出任渭州知州，得来移到了官府，后蔡挺升任枢密副使，后又因病调任到南京（今河南商丘县南）的御史台，他把这块石刻带到了南京住宅。70年后一场大火，幸未烧毁，绍兴八年（1138）被宋州知州李伯祥移到官府。
（三）
亚驼，为秦《诅楚文》三神之一，亦今之滹沱，文献中又写作虖沱[13]、呼沲[14]、虖池[15]、呼池[16]等，为北方水之名或地名，今山西、河北仍有滹沱一河。《告亚驼文》石刻，据元周伯琦《诅楚文音释》说：“出于洛，亦蔡氏（即蔡挺）得之，后藏洛阳刘忱家。”董道《广川书跋》引王存又说：“亚驼即是滹（呼）沱。”
通过学者们从文字角度的论证，上述诸多写法相通，已无障碍。如李零所指出，滹沱作为水名，无论是河流、湖泊、泉水，总是古代我国北方靠近内蒙古草原地带的水名。
·『总结』
当我们凝视秦咸阳宫这片沉睡千年的土地，我们看到的远非历史的终点，而是一个持续被唤醒的鲜活现场。考古的探索从未停止，新的发现也从未间断。 随着田野工作的不断深入和科技手段的飞速进步，关于这座帝国心脏的认知版图，正在被一块块新出土的“物质拼图”持续刷新和拓展。
这些不断累积的新物质资料，如同源源不断的信使，穿越时空而来。它们不仅填补着历史的空白，更在不断地修正、丰富，甚至颠覆我们以往的认知。
前述的“献牲祭河”与“水神骑凤”即两种秦代河神信仰佛实证。后者由于其出土位置在秦咸阳宫 ，禺强也并非某一河流的具体神，与渭河的关系肯定不如前者紧密，所以笔者认为秦人理解的渭河河神形态应当近似 陶质井圈上的蛟龙形态。但对于这方面的研究 ，本文只是试作分析，未能尽善，唯望抛砖引玉，对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一些有限的帮助。
渭河的浊浪在祭坛前翻涌，牺牲的鲜血随水而流——这并非诗意的仪式，而是秦人与神明最赤裸的交易。当祭品被沉入河心，玉璧在波涛中隐没，祭司的咒语穿透水雾，诡丽的身影从水中升腾，这一切都恰好被匠人记录在了井圈上 ；与此同时，在咸阳宫的重围里，殿堂的璧柱间，通体赤焰的凤凰展开垂天之翼，而驭其背脊的，正是秦人尊奉的‘水神’。此般骑凤巡水的神迹，仿佛渭水每一次泛滥后的驯服，都是水神以凤爪划开洪波的敕令。牺牲的血腥与凤凰的华彩，在此刻成了秦人信仰的一体两面：用铁与火向天地索要生存的权力。
作为兴起于西北的"后进"族群，秦人长期僻处一隅，与中原"华夏"地理和人文上隔绝，造成了自身独特的鬼神信仰传统，至于是否是更为久远的传统作用的结果（例如与东方的联系），现在还无法判断。观察这个系统，我们明显会感受到秦人对鬼神的笃信，以及鬼神信仰是对秦人、秦社会具有重要意义的存在。
参考文献
[1]詹鄞鑫：《神灵与祭祀﹣﹣中国古代宗教综论》，江苏古籍出版社，1992年，第325-326页；周振鹤主编：《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》，第67-68页。
[2]周振鹤主编：《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》，第67-68页；周振鹤：《假如齐国统一天下》，原载《二十一世纪》总第二十八期（1995年4月号）
[3]《史记·秦本纪》：襄公于是始国,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,乃用駵驹、黄牛、羝羊各三,祠上帝西畤。
[4]《史记》卷6《秦始皇本纪》，第263页。
[5]见何新：《诸神的起源：中国远古神话与历史》，北京：三联书店，1986年，第263页
[6]安志敏：《长沙新发现的西汉帛画试探》,《考古》1973年第1期
[7]王孝廉：《中国的神话世界》，北京：作家出版社，1991年，第151页。
[8]商志譚： 《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"非衣"试释》,《文物》1972年第9期；
[9]黄灵庚：《楚辞章句疏证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07年，第2640页。
[10]（清）郭庆藩撰，王孝鱼点校：《庄子集释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61年，第246-247页。
[11]袁珂：《山海经校注》，成都：巴蜀书社，1992年，第485页。
[12]（清）郭庆藩撰，王孝鱼点校：《庄子集释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61年，第250页。
[13]《穆天子传》卷一；《山海经》之《北山经》《海内东经》;《后汉书·明帝记》李贤注。
[14] 《战国策·赵策四》。
[15]《周礼·夏官·职方氏》:"正北曰并州，其山镇曰恒山，其泽薮曰昭余祁，其川虐池、呕夷。"［汉］郑玄注，［唐］贾公彦疏：《周礼注疏》第三十三卷，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阮刻《十三经注疏》本，第863页。
[16]《战国策·秦策一》稳定的配资平台。
发布于：陕西省
